一所大学的地位、声望，在于它所拥有的教授、学者；而教授、学者的地位、声望，在于他们的学术建树和道德风范。华东师大的丽娃河畔风景，闻名遐尔。这固然是因为它的自然景色秀丽宜人，但实际上更因为这里有许多师大学人的身影；还曾有不少令人景仰的学界前辈在这里走过，他们虽已如缕缕清风，悄然离去，却给这里的流水草木，平添一种风韵意味。丽娃河是师大才有的，这风韵意味也是这里才有的。
——谨已此贴献给华东师范大学五十五周年校庆??

孟宪承（1894.9.21-1967.7.19）

孟宪承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。江苏常州人。生于1894年9月21日，1967年7月19日卒于上海。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中院,1916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，1920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教育硕士学位。1921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。曾任圣约翰大学、光华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东南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湖南国立师范大学教授，并一度担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、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和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。建国后,历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,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、教育部部长，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，华东师范大学校长，曾当选为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上海市第一、二、三届政协副主席，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。 
“五卅惨案”时，支持圣约翰大学学生的爱国行动，并在教授会上慷慨陈词：“约翰学生不知道是中华国民，看同胞为外人屠杀，漠不关心，这对我们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无法自圆其说。今后，我们也无颜面再以学问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”。毕业研究教育科学。早年主张以“知识的创获”、“品性的润溶”和“民族的社会的发展”作为大学的理想。建国后，强调师范教育是发展整个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，并提出改革师范教育的建议。晚年集中精力研究中国教育史和培养研究生。著有《教育概论》、《新中华教育史》、《大学教育》、《中国古代教育文选》。合著《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》。译有《教学与思维》、《现代教育学说》等??

钱基博（1887-1957）字子泉，自号潜庐，又号老泉，江苏无锡人。生平主要从事教学著述，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、无锡国学专门学校、上海圣约翰大学、光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学校。曾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职。钱基博是首批离校的教师，也是光华大学的创建人之一，为钱钟书之父。

钱基博博学多才，在文学和文学史，经史诸子和文献等领域均有研究，主要著作用《名家五种校读记》《文心雕龙校读记》《现你中国文学史》《明代文学》《中国文学史》《孙子章句训义》及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??

胡适（1891～1962），原名胡洪（马辛）、嗣糜、字希疆，后改名适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。先生一生领尽风骚，以倡导“五四”文学革命著闻于世。现代学者，历史学、文学家，哲学家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大学校长、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。1927年任光华大学教授??

容启兆(1898—1970) 又名道兰。南屏镇人。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，继留学美国攻读化学。先后获塔夫脱士大学化学学士、弗吉尼亚大学化学硕士及博士学位。为SIGMAXI学会会员。学成后归国。历任光华大学化学系教授、系主任、理学院院长、大学总务长、教务长、副校长等职。曾任暨南大学化学系系主任。抗战期间，任上海新亚制药厂副厂长兼总化学师。容业余爱好体育，擅长足球，曾任中华全国体育会、上海市体育会、上海足球联合会的常务理事。30年代曾作为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的领队，率队参加奥运会。　

潘光旦（1899－1967） 江苏宝山（今属上海市）罗店人。字仲昂。社会学家。民国11年（1922年）毕业于清华学校，次年留学美国。民国13年毕业于美国纽约汉普夏州的达茂大学。获多德蒙学院学士学位。民国15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动物学、古生物学、遗传学，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。民国15年回国后，任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教务长、上海东吴大学法科预科主任，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，并任设在上海的中国社会学社理事，光华大学、大夏大学、沪江大学、东吴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复旦大学教授，清华大学教授、教务长、图书部主任、秘书长、社会学系主任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、社会学系主任、教务长。任教期间讲授优生学、家庭问题、西洋社会思想史、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程。创办新月书店，主编《时事新报》文学副刊《学灯》。民国30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（民国33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）任民盟中央委员、常委、文化委员会主席、昆明支部主任委员，并负责创办民盟的机关刊物《民主周刊》。1949年北平解放后，任北平市军管会大学事务委员会委员。建国后，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，中央民族学院教授、历史系副主任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，民盟第一、二届中央常委和第三届中央委员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。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中苏友协理事??

张东荪(1886--1973) 中国学者。浙江杭州人。原名万田，字圣心。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。1912年曾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，后参加为袁世凯御用的进步党。后在上海主编《时事新报》，并任中国公学大学部部长兼教授。1919年在北京创办《解放与改造》杂志，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。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，后退出。同时，与梁启超一起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"社会主义论战"。1931年与张君励等组织再生社，次年改组为国家社会党，发行《再生周刊》。1934年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，任院长。曾任上海光华大学、北平燕京大学教授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主张对日抗战，宣传宪政，提倡民主政治。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。抗战胜利后，参加政协会议。曾著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，主张走"中间道路"。建国后，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政务院文教委员等职。著有《道德哲学》、《理性与民主》、《科学与哲学》、《认识与文化》等。
张东荪(1886-1973)　浙江省杭州市人。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。回国后，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，政治大学、光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教授。辛亥革命后，曾参加袁世凯的御用政党--进步党。五四时期依附北洋军阀，为研究系重要成员之一，主编其机关报《时事新报》。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，不久，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为名，与梁启超等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，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。大革命后，张君励组织国家社会党，出版《再生》杂志，宣传国家社会主义，编辑《自由评论》，参与蒋介石的文化"围剿"。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(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)，先后任华北支部委员、主任委员。1944年9月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，1946年1月，作为民盟代表之一，出席重庆政治协商会议。1946年8月，国家社会党与民宪政党合并，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，为主要领导人之一。在此前后，著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，宣扬走"中间道路"。1948年曾参予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。建国后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全国政协委员、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、民盟常务委员等职。后因其在解放战争后期充当美国特务机关情报人员，于1951年6月被破获后，撤消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，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。1973年3月在北京病逝。

张东荪，这个在上个世纪中国政治、文化两界声名赫赫的人物，当代人已然忘却乃至陌生了。但是，这位爱国学者的风雨人生及其心路历程，读来仍发人思考。　　

钱钟书 (1910.11—1998.12.19) 
现代文学研究家、作家、文学史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。
　　江苏无锡人。字默存，号槐聚，笔名中书君。１９３３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，获文学学士学位。１９３３年－１９３５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。１９３５年赴英国留学。１９３７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，获副博士学位，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。１９３８年回国，曾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、湖南师范学院、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、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，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，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顾问，南京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。
　　建国后，历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，北京大学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古典文学组研究员，中共中央宣传部《****选集》英文编译委员会委员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毛选英文编译定稿小组成员。１９５３年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一级研究员。“文革”中受冲击。１９８２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（１９９３年免）、文学所研究员。１９９３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。是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七、八届全国政协常委。
　　长期致力于中国和西方文学的研究。主张用比较文学、心理学、单位观念史学、风格学、哲理意义学等多学科的方法，从多种角度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。著有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，短篇小说集《人?兽?鬼》，长篇小说《围城》，选本《宋诗选注》。文论集《七缀集》、《谈艺录》及《管锥篇》（五卷）等。
　　《管锥篇》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。
　　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日，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８８岁。
　　夫人：杨绛。 
　　女儿：钱瑗??

待续

吕思勉（1884-1957）字诚之，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，老一辈史学家，知识渊博，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盛名。 少时受教于父母师友，15岁入县学。早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、常州府中学堂，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、赵元任等人。1926年后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，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一级教授。他读书广博，着重综合研究，讲究融会贯通，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、四部断代史、五部专门史，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，共计1000多万字。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《吕思勉文集》，包括《白话本国史》、《先秦史》、《秦汉史》、《两晋南北朝史》、《隋唐五代史》和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等六种，均是吕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。 



钱穆先生的弟子、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：“论方面广阔，述作宏富，且能深入为文者，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、陈垣援庵先生、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。”虽然这一论断正被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，但吕思勉之名仍远不及其余三家显赫。究其原委，严耕望认为，除了吕思勉自己甘于“埋头枯守、不求闻达”外，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：一、近代史学风尚偏于窄而深的专门研究，而吕思勉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，故不免为一般学人所忽视和低估；二、近代史学特别注重新史料的运用，包括发掘不常被引用的旧史料，而吕思勉的重要著作都是取材于正史，并不去刻意征引罕见的冷僻史料。严氏所说的这两个方面，虽还不足以解释吕思勉何以被冷落，但也道出了吕氏治史路径与西学传入后中国“新史学”的方向性差异??